中国“脱钩断链”严重!黄奇帆支招:充分利用“超大市场”优势,把握产业链布局主动权

时间2023-03-29


3月25日,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上表示,应对当前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更为重要的是要把握产业链布局的主动权。

黄奇帆表示,重点在三个方面:一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补链扩链强链;二是要培育并形成一批既能组织上中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同时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链主”企业;三是谋划和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这是新一轮产业变革制高点。

黄奇帆认为,今后二三十年,中国应该抓住像无人驾驶新能源汽车、家政服务型机器人、提供数字服务功能的智能终端等符合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整机产品,使之成为世界性的、具有万亿美元级别的耐用消费品。在这些领域,中国有的跟跑、有的并跑,还有的领跑全球,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主动出击,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在论坛上,黄奇帆说,就市场结构而言,中国是单一的大市场。单一市场是指法律体系统一、税务体系统一、商业规则统一、语言文化统一的市场。就工业基础而言,中国是全要素全门类全产业链集成的经济体。叠加在一起将产生三方面的红利,一是“规模经济”的成本摊薄效应,二是“引力场”效应,三是“大海效应”。


以下是黄奇帆发表的围绕制造业产业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三个红利等进行的深度分析。全文深入浅出,干货满满,一起来看。



坚持以实体经济为重心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因为制造业是工业的躯干、经济的基础、民生的保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一环。

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制造发展存在两个突出问题:

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自2011年以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2006年时达到32.5% 的峰值,自2011年开始逐年降低,2020年降到26.3%,9年时间里下降了5.8个百分点。全球主要工业国家如美、德、日、法、意、英、韩等,制造业比重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都是在迈入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发生的。与这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比重从达峰到下滑,幅度明显更大,速度明显更快。另一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中国制造业在品种和质量上还存在多方面不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高端高质产品不足。很多产品属于低端低质,在性能、可靠性、寿命、良品率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往往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二是同质化竞争严重,细分市场的开发不足。同一制造业门类从业企业数量众多,但缺乏专业化基础上的分工协作,容易陷入同质竞争。一旦哪个行业处于风口,大量制造业企业往往一拥而上,形成低水平重复,最后导致恶性竞争、产能过剩。

三是关键技术被“卡脖子”。对于制造业许多关键环节中的核心技术,我们没有掌握、受制于人,很多产业链容易被人“一剑封喉”。

四是缺乏引领国际的高端品牌。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存在大量的低端加工,缺少高端品牌以及相应的市场渠道优势。一个品牌往往需要十几年时间的专一专精才能得到市场认可,建立起畅通有效的营销渠道,而中国每年创立上千万家企业,很大一部分都在五年内倒闭或者转行了。数据表明,美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是8年,日本是12年。相比之下,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只有3年,自然难以建立起品牌效应。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判断:

一是国家在经济发展迈向发达国家水平的过程中,制造业占比会逐步下降,但不宜下降得过快过早,至少应该等到整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5万美元后再逐步下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这一标准,就出现了制造业比重下降的现象,接下来要着力延缓下降趋势。

二是相对于中国国情而言,制造业占比不宜过低。无论如何,制造业比重在2035年前不能低于25%,在2050年前不能低于20%。再加上10%左右的采矿业、电热气水和建筑业,整个第二产业应该在2035年前保持在35%以上、在2050年前保持在30%以上,不能走美国等国家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不足18%的极端。

三是在制造业占GDP比重达峰并开始逐渐下降时,为保持工业发展的势头,务必加大研发投入,使创新能力成为工业制造业的第一动力。就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保持研发投入超过制造业产值的3%-4%,保持“从0到1”基础研究创新投入占总研发投入的20%以上,保持制造业创新领先的独角兽企业占资本市场市值的30%以上,是制造强国的标志现象。

四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伴随着一定比例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占GDP比重逐渐下降过程中,与制造业有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应逐渐增大到50%-60%。

当这四方面条件都满足后,以“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生产性服务业”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实体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达到65%左右。这个时候,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就有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将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走向全球第一。

现代化产业体系除了要“稳定”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还要积极“进取”。只有进有所取、进有所成,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我们现在在一些领域受制于人的境地。为此,我们要在产业链、供应链等产业组织层面有新的迭代升级,有更高质量的产业体系,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才能发挥中国作为最大规模单一市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优势。

我们未来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努力实现新进展、新突破:

一是要以产业链招商打造产业链集群。要从过去招商引资就项目论项目的“点招商”模式向“产业链招商”模式转变,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元级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从此次疫情的应对看,那些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集群自成体系的地方,恢复起来要比那些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要快、要好。这种集群化生产模式降低了从全球采购零部件所带来的风险,在疫情时期更突出显现了其竞争力。要努力推动形成三种集群:

一种是制造业上中下游的集群。比如说汽车产业,一辆汽车有上万个零部件,要形成支柱,就要把上中下游原材料、零部件产业、各种模组的百分之七八十都实现本地化生产。

另一种是促使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形成集群。当几个同类大企业在同一个地方落地后,上游的原材料、零部件配套产业既可为这家龙头企业服务,也可为那家企业服务。这就有条件把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落户,形成集群。

最后一种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形成集群。新产品开发过程中,会有很多从事研发、设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应用等生产性服务业的企业为之配套,这就涉及创新链条的延伸。

有条件的地方应该积极创造条件,促进此三类集群。

二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补链、扩链、强链。要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实施“补链”“扩链”“强链”行动计划,实现更高层次的水平分工、垂直整合。

针对我国相对薄弱的物流、保险、工业设计、金融科技、数字经济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大力度吸引优势外资进入,补齐供应链的短板,即“补链”;利用业已形成的贸易关系,将产业链上下游优势企业导入,形成产业链高度集成的新布局,即“扩链”;推动现有优势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即“强链”。

推动补链、扩链、强链,同样是为了形成更高水平的产业链集群。这种产业链集群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可以通过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内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当国外市场复苏的时候,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提高发展质量,通过加强区域产业链合作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这既有助于我们防范和应对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这种因天灾导致的全球“断链”风险,又因为产业链集群本身形成了巨大市场份额,可以有效阻遏未来在某些关键领域被人“卡脖子”的风险。

三是要培育并形成一批既能组织上中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实际上在全世界形成了一个十分突出的产业能力——对复杂产品的组装能力。

这类高技术的复杂产品的总装厂固然仍停留于微笑曲线的中间,与掌握着“三链”的跨国公司相比,我们所在的中间环节的增加值不高。但也不要小瞧了这一能力,因为它是成百上千的企业组成的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这一能力的背后,是对企业管理水平、供应链组织能力的集成,也是我们不可多得的一大优势。这种能力的形成一方面与“产地销”和“销地产”模式分不开,另一方面与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产业配套能力、高素质的熟练工人队伍以及日益精进的科研开发能力是分不开的。

过去,跨国公司在中国建了不少合资的汽车主机厂、手机组装厂、笔电家电组装厂。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很多内资企业已经学会了这种大规模制造和管理能力,为我们培养内地自己的“富士康”、培育新时代的制造业龙头企业打下了基础。

四是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的“链主”企业。微软公司、谷歌公司、苹果公司是生态主导型企业的典型例子。以苹果公司为例,它已经是一个“无部件制造商”,是一个以其知识产权为基础组织全球价值链的特殊商业组织。苹果公司不直接生产苹果手机,却凭借其拥有的专利、商标、版权、品牌、产品设计、软件、数据库等在生产前和生产后组织、管理和经营着全球产业链的标准、供应链的纽带和价值链的枢纽,主导着整个苹果产品的“生态圈”。

当前,中国在部分领域已有此类企业出现,比如华为,我们要倍加珍惜:一是要用中国大市场为这类企业推广其应用、迭代其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二是鼓励这类企业树立全球视野,植入全球化基因,通过搭建国际交流、项目合作和市场开拓平台,帮助这类企业在全球开展知识产权、行业标准的布局。三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生态主导型的“链头”企业的共性特征,是在底层技术上形成自主知识产权。支持此类企业发展壮大,强化其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从根上对其竞争力形成有效保护,这方面需要持续加强。

五是谋划和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这是新一轮产业变革制高点。产业链集群化真正的主战场,在于一些世界性的、具有万亿美元级别市场规模的耐用消费品。

事实上,全世界每隔20-30年就会有四到五种有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进入千家万户,成为风靡一时的消费主流,不管在中国还是亚洲其他地区,还是在欧洲、美国,都是如此。比如1950—1970年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1980—1990年是空调、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21世纪以来的二十年是手机、笔记本电脑、液晶电视、汽车等。这些产品的市场规模往往超过万亿美元级,哪个国家、哪个城市能够把这些产业发展起来,就会在国际竞争中走在前列。

当下,就应该抢抓未来的“四大件”“五大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从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入手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就是这个意思。

今后二三十年,能够形成万亿美元级别市场的“五大件”大体上包括以下五种:一是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二是家用机器人,三是头戴式的AR/VR眼镜或头盔,四是柔性显示屏,五是3D打印设备。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主动出击,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总之,建设以实体经济为重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稳中求进”,不仅能构建中国本土的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体系,而且还有一批能在全球布局产业链、供应链的龙头企业和链头企业。这是我们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根本之道。

当前产业转移现象是多重因素的结果 长远看未必是坏事

最近一段时期,一些产业看上去有“孔雀东南飞”的迹象,转移到了东南亚等地区。这里面有多重因素。

一是美国对华搞贸易战,到现在为止,加征的关税绝大多数仍未取消。很多原来“在中国、为美国”的产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移,转移到东南亚去了,目的是为了取得原产地认证,规避关税壁垒。

二是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综合要素成本短期内的确有一定比较优势。这些年来中国的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的确有所上升,这是事实。

三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如越南加入了不少自由贸易协定,自己也采取了很多力度比中国还大的税收优惠措施。

四是RCEP生效后,利用原产地累加规则,一些企业即使搬到东南亚了,也可以免关税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即实现“在东南亚、为中国”。

从长远来看,这种现象未必是坏事。不妨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一是转移出去的不少产业是中国自己的民营企业,出于规避关税壁垒的考虑,适当调整布局,无可厚非。

二是目前转移出去的企业多以服装鞋帽等对关税壁垒比较敏感的低附加值产品为主,虽有一些电子元器件,多以装配组装为主。这也是适应东南亚国家所处发展阶段所需要的。而对中国主力出口的机电产品等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产品,关税壁垒不会形成大的影响。这几年对美出口不降反升就是例证。

三是随着东南亚这些国家经济增长,本地的需求也会驱动“销地产”的基本逻辑,即“在东南亚、为东南亚”,所以一些跨国公司在东南亚开展布局,也是合理的,自然也会带动原来在中国的配套企业跟着走出去。

四是RCEP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基本上是RCEP成员国。随着RCEP的实施,中国与RCEP国家将形成日益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联系,将来会出现“在中国,为中国”“在中国,为RCEP”“在RCEP,为中国”“在RCEP,为全球”等多种产销模式。那个时候,中国大市场叠加RCEP大市场、中国的双循环叠加RCEP大循环将深刻改变世界产业链供应链版图。

五是应对当前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更为重要的是要把握产业链布局的主动权,重点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补链扩链强链。

第二是要培育并形成一批技能组织上中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同时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链主”企业。

第三是谋划和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这是新一轮产业变革制高点。

事实上,第一、第二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分别带来了四到五个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进入千家万户,成为风靡一时的消费主流,这些产品中国往往是跟进者。今后二三十年,中国应该抓住类似像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家政服务的人型机器人、提供数字秘书服务功能的智能终端等符合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整机产品,使之成为世界性的、具有万亿美元级别的耐用消费品。在这些领域,中国有的跟跑、有的并跑,还有的领跑全球。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主动出击,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全面深化改革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什么是高水平?我理解,核心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有与民营的关系两类问题,进而放大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优势和红利。

首先,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明确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十大对此再次强调。新征程上,我们要围绕这两句话继续深化改革。

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已经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仍有不少亟待完善的地方。

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二十大对此再次做出强调,并加了“充分”两字。那么,这个“充分”和“决定性作用”如何体现?

我认为,着重体现为二十大报告中的两句话:“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事实上,围绕这些内容,近年来党中央都有重磅文件发布。其中,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重在破除阻碍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重在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连通、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等。

要通过这些市场基础制度的完善,进一步持续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进而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方面,二十大报告针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墨不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

我理解,这个创举不仅是将社会主义的价值要求与市场经济的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更是对政府角色的自我革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的“守夜人”,而是要在维护市场、弥补市场、发展市场方面有所作为,以有为政府促进形成高效市场。

经过多年的改革,我国政府在健全宏观调控、制定发展规划、促进区域协同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好的经验。未来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比如二十大报告中重点提及的“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要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核心是要进一步健全人民币发行机制,确立人民币自己的锚。这涉及理顺财政与央行的关系,建立与大国金融、强国金融相匹配的国债发行机制,构建更加平滑可靠的国债收益率曲线。

此外,随着现代科技的广泛应用,金融业态、风险形态、传导路径和安全边界都发生重大变化,需要进一步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继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引导各类金融资源服务实体经济;等等。

其次,要处理好国有与民营的关系

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这里面有一个认识问题,两个操作问题。

关于不同经济成分的比重问题。从1980年到2010年,非公经济产生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8%持续增长到60%左右,非公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被概括为“56789”。但自2010年到现在,非公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徘徊在60%左右,为什么不再往上涨呢?

这里面有个基本的逻辑。任何经济体的增加值按照活动主体可以分为政府行为产生的增加值和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产生的增加值。而市场主体又可分为公有制主体和非公主体,所以有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一般情况下,政府的税收占GDP的比重在20%左右,这些税收经过政府支出后形成了占GDP总量15%左右的增加值,因此市场主体的活动产生的增加值大约在85%。

在中国,非公主体产生的GDP目前大致占60%。同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意味着公有制企业产生的增加值也要在GDP中占有一定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有制企业产生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持续下降,但不可能无限制地降下去、降没了,目前大致在25%,比较合理。这样大致形成了政府、非公主体、公有制主体三类经济主体的经济贡献所占比例为15∶60∶25的格局。以后随着经济活动的波动,非公主体的经济贡献可能会到 65%。

当然,对于个别省份如广东、浙江等,非公经济比重大一点无可厚非,因为央企的经济增加值统计不在地方在中央。对于社会整体来说,“56789”不仅描述了非公经济的贡献,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的准确刻画;“15∶25∶60”的比例不仅是合理的,也是稳定的。这样,政府和公有制企业的经济贡献加起来占40%,可以起到有效调节经济运行的作用,非公有制企业经济贡献占60%则有利于保持经济活力、涵养就业、促进创新等。

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企业家愿不愿意扩大再生产、愿不愿意从事创新性的冒险活动,与其对经济的预期、市场竞争是否公平、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有关。有一个判断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的核心指标,就是全部民企的净资产增长率。每年有多少企业利润未经分配,留存下来成为净资产,有多少社会股权资本注入实体产业。

如果一个地方每年的民企仅仅是总资产在增加,净资产不增加,则说明其负债在增加,经济杠杆率在增加,有可能产生泡沫。如果全社会企业有利润但净资产在减少,就说明有更多的企业在亏损,或者是有企业在转移资产。

此前,广大民营企业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最为关键的是要采取措施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营造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预期。而关键之关键在于,落实好总书记于 2018 年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六条要求:一要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二要采取措施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是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四要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将“加强产权保护”落到实处;五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六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落实了这六条,海量的民间资本一定会再次活跃起来。

关于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二十大对此再次强调,这方面的关键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特别是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做好了既可以盘活天量的国有资本,又可以“四两拨千斤”地撬动社会资本,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整体经济赋能。

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是应对各种“脱钩断链”挑战的重要基础

2021年,我国企业国有资本权益(中央加地方)总额为86.9万亿元,99%的股权资本是工商产业型资本投资公司的资本,总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不高。建议从现有产业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总盘子中,划转出价值10万亿元左右的股权资产来组建若干个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让这些运营公司像新加坡淡马锡公司、美国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或者像私募基金那样,专注另类投资、股权投资,根据被投资企业的效益来决定进退,再与资本市场结合起来,国有资本就盘活了。

如果这10万亿元的投资能实现年化回报10%,每年就会有上万亿元的收益,可以为国家安全、公共服务等需要国有资本进入的领域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而不用增加财政负担。从工商产业类退出资本,可以为民营经济腾出20多万亿元工业、商业、产业类市场空间,进一步鼓励并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从而打通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资金循环,有利于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激活经济全局。

二十大强调“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当前绿色革命的大背景下,我国清洁能源产业蓬勃发展,其中必将出现几个生态主导型的企业和几百甚至几千家独角兽企业。对这些企业,我们要吸收上一轮互联网浪潮中我国企业被外资投资控制的教训,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为依托,主动去培育这些潜在的独角兽,分享产业发展红利。

以上两件事做好了,中国经济将在劳动力红利之后迎来一个新的红利——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所产生的红利,即市场红利。

就规模而言,中国人口有14 .11亿,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接近 20%。西欧最发达的德国、法国、英国,人口都在6000 万-8000万,只占全球人口总量的1%左右,加上日本1.26亿人、美国3.3亿人,这些高收入国家的总人口也就是12.15亿人,而中国一个国家就有14亿人,对于全球供需格局的影响比这些高收入国家还大。就市场结构而言,中国是单一的大市场。单一市场是指法律体系统一、税务体系统一、商业规则统一、语言文化统一的市场。中国就是典型的单一市场,遵守的是一个法律体系,商业规则、市场环境是大体一致的。这跟印度碎片式市场和欧盟的散装式市场是不一样的。就工业基础而言,中国是全要素全门类全产业链集成的经济体。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将产生三方面的红利。

第一,“规模经济”效应。进入中国市场的制造业,一旦规模上去了,就能够大幅摊薄六项成本。

一是研发成本,随着产品产量的增加,均摊到每一件产品上的科研成本就会大幅下降,企业也就能投入更多资金进行原始创新、科研开发。

二是固定资产投资成本,生产制造需要投入厂房、生产线、设备等固定资产,产量规模越大单位成本就越低。

三是采购成本,无论是商品、材料、部件,采购的数量越大,打折降价的系数越大,采购成本也就越低。

四是人力成本,一旦形成规模效应,劳动力成本也会被摊薄。

五是物流成本,包括运输、仓储、中转、装卸等环节的单位费用都会随着规模增长而摊薄。

六是市场开拓成本,通常来说,企业每进入一个新市场都要进行相应的市场调研、用户分析、产品定位、渠道拓展等,而中国本身是一个单一市场,同一套策略、同一种产品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大大降低了市场开拓费用。

一般来说,规模经济可以影响整个制造业成本的30%-40%,一旦达到了充分的规模,就可以把价格压低30%-40%,以价格优势打败国外竞争对手。

第二,“引力场”效应。这种“引力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从需求角度看,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超大规模的本国消费市场和超大规模的进口贸易量。从本土消费看,2021年中国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8328.71亿美元,美国为74173.44亿美元,中国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已相当于美国的92.12%,将在不久的将来超过美国。从进口贸易看,中国未来10年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服务进口总额将达5万亿美元,两者加起来超过27万亿美元,这个巨大的蛋糕吸引着全球跨国公司到中国开拓市场。

二是从生产角度看,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市场分工可以更加深化,全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甚至各工序之间都可以通过分工和专业化形成相互嵌套、相互共生的产业链集群。一旦某个或某几个链主企业落户在某地,就会带动产业上下游企业跟着落户。因为市场规模足够大,哪怕是做普通的纽扣、打火机都可以形成规模化配套能力。这也是中国有很多“块状经济”“产业集群”的重要原因。

三是从时间角度看,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供给和需求的互促共生现象将会十分显著。不仅需求端在不断地更新升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去“供给”,而且由于作为供给端的生产本身具有“学习效应”,将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创新产品,也就是说“供给”也在创造“需求”。二者互相促进,相互吸引。

第三,“大海效应”。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主席讲的这个“大海”,就是指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一方面,与小国经济不同,在面临外部冲击时,超大规模市场可以让本国经济具有更大的内循环余地,具有更强的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一般的“狂风骤雨”无法掀翻这个“大海”。我们之所以能经受住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皆源于此。另一方面,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产业发展、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起到减少冲击影响的效果,局部的内部冲击不易在全国形成共振效应。部分行业、部分区域发展面临困境,并不对宏观经济总体稳定产生巨大冲击。这一条已经在疫情防控期间得到充分验证了。对企业来讲,对基本面的预期十分重要。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决定了其如“大海”般稳定。

以上这三种效应是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所带来的,是中国发展到如今这个阶段自然产生的新红利,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所蕴含的自然逻辑。


注:文章整理自网络